《华西药学杂志》
华西坝上的另一所“西南联大”
原华西协和大学旧址新貌。
相较于西南联大，大家对华西坝的研究是少之又少。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遮蔽。长期以来，我们一直认为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。对于坝上的这几所教会大学，关注民国史的读者可能久闻其名，但真正有深入了解的，恐怕并不多。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穿过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尘埃，去回顾战时这5所教会大学的“坝上风流”，聆听先贤的謦欬，瞻仰大师的风采。
战时学科最完整的大学
5所大学中较早迁到华西坝的是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。这两所学校如同“龙凤胎”，都由美国教会创办。
1937年11月，金大校长陈裕光在教育部的斡旋下，租三艘轮船分三批于11月25日、11月29日和12月3日驶离南京抵达汉口，后又于1838年1月7日入川，3月1日正式开学。
最晚来华西坝的是燕京大学。1919年，美国教会将晚清创办的北京汇文大学、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与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。
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不到半小时日军即封闭学校。当日，孔祥熙在重庆召开燕大校董会，并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胞弟、燕大文学院院长梅贻宝任复校筹备处主任。1942年秋，燕大在成都正式开学。
“抗战军兴，全国移动。华西协和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，奴化我青年，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，毋使弦歌中辍。”这是1946年，即将复员的金大、金陵女大、齐鲁和燕京大学共同草拟的一篇纪念碑的碑文。
文中提及尽“地主之谊”的华西协和大学，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所建立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，系毕启、启尔德和陶维新等人着手筹建。由于它是由英、美、加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（美以美会、公谊会、英美会、浸礼会、圣公会）共同开办，又选择华西坝故名华西协和大学。不过，当时的成都市民都称其为“五洋学堂”。
这5所大学齐聚华西坝上，而人员剧增至3000人上下。据统计，当时五大学共有文、法、理、医、农等5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，算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、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。事实上，数字亦表明他们较之于声名日隆的西南联大并不逊色。据学者研究，由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组成的西南联大，同是5个学院，但只有26个系科、2个专修科，学生人数也在3000人左右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5所教会大学采取统一安排、分别开课的办法，允许教师跨校讲学，学生自由选课，学校承认学分。战时的5所大学各种讲座、团契组织、课外活动亦令人目不暇接。
有大师亦有大厦
当时汇聚后方的文教中心，除了昆明（西南联大），犹有“三坝”之说：即汉中的古路坝、重庆的沙坪坝和成都的华西坝。华西坝，因地处天府之国，美其名曰“天堂”，古路坝被喻为“地狱”，沙坪坝则被称为“人间”。
1941年7月26日，西南联大的罗常培教授来到成都，“参观华西、齐鲁、金陵等大学，会到张凌高、刘世传、陈裕光、吴贻芳四位校长，高巍巍的楼房，绿莹莹的草地，看惯了我们那茅茨不翦，蒿莱不除的校舍，来到此俨然有天上人间之感”。
原华西大学从钟楼到华美宿舍、怀德堂、合德堂（赫裴院）、万德堂、嘉德堂、雅德堂（广益宿舍）、懋德堂（图书馆，含历史博物馆）、再到1942年建成的药剂楼，皆是一色的青砖黑瓦，间以大红柱，大红封檐板。屋脊、飞檐上塑以珍禽异兽，檐下以斗拱为装饰。“在渲染东方色调的同时，也煞费苦心地融入了西洋元素，如楼基、墙柱、砖墙等”。
“大学者，有大师之谓也，非有大厦之谓也。”与西南联大一样，战时华西坝上5所教会大学同样是精英荟萃，大师云集。
当时坝上五大校长——金大陈裕光、金陵女大吴贻芳、齐鲁刘世传（后为汤吉禾、吴克明）、燕京梅贻宝、华大张凌高，皆国之高士。
而当时华西坝上人文学者有陈寅恪、吴宓、萧公权、李方桂（燕京四大名旦）、顾颉刚、钱穆、蒙文通、吕叔湘、常燕生等；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，地理学家刘恩兰，数学家赖朴吾、魏时珍，天文学家李晓舫，皮革学家张铨等。
后人记载：华西坝上的陈寅恪一身长袍马褂，一手拿黑布包袱，一手拿一瓶冷开水，步入讲堂，“前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近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我自己过去讲过的，我不讲；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。”
同为燕大“四大名旦”的李方桂，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之美洲印第安语、汉语、藏语、侗台语之权威学者，并精通古代德语、法语、古拉丁语、希腊文、梵文、哥特文、古波斯文、古英文、古保加利亚文等。在华西坝时期，他为了到理县和松潘一带调查嘉戎藏语，多次胆战心惊穿越横跨岷江的铁索桥。